孔子认为治理国家最根本的要靠教育，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只靠政令、刑律去治理国家，百姓只能被动地去遵纪守法，而不能够有廉耻之心，不懂得为什么要自觉地去遵纪守法，是不能够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的。如果用教育的方法去教育人民，使人民能够用礼法去约束自己，懂得言行的规范，就能够自觉地遵纪守法，那么国家就能够得到治理，孔子认为政令、刑律都不如教育更加有效。
为了使教育有效，孔子非常重视以封建的道德标准作为治理国家的准绳。子路问他“为政”应该先做什么？他说：“必也正名乎” 接着解释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为政必须从正名开始。因为名义不正，那说话就不在理，说话不在理，事情就做不成，事情做不成，国家的礼乐制度也就办不成，礼乐制度办不成，刑罚也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会手足无措，无所适从；所以君子用一个词，必须有道理可以说得出来。有理的话才能够行得通，所有君子说话不能有一点马虎。孔子主要的道德标准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也就是要求人们遵守封建秩序，上下有序，不能越轨，这样国家才能得到治理，他认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这段话说明孔子认为政字的意思就是端正。你自己带头做得正，谁敢不端正呢？又认为领导人自己行为端正。不发命令，事情也行得通，如果自己的行为不端正，纵然三令五申，百姓也不会信从。从孔子的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孔子非常重视身教的作用，他还直截了当地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意思是说领导人想把国家治理好，百姓自然都会好起来，领导人的作风好比风，老百姓的作用好比草。风向那边吹，草就向那边倒。实际上也就是说治理国家要靠领导人的作风，要靠榜样的作用，而不是依靠刑律，所以他说：“子为政，焉用杀”。
孔子重视人民，主张富民，但他又认为民富了，更要注意使人民受教育以提高素质又如他谈到军事时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又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意思是说必须对人民进行长期的军事教育才能让他们去作战，否则，用没有经过训练的人民去作战，等于抛弃人民。由此可见，孔子无论从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把教育放在首位，当然他也看到了各方面的关系，认为只有足食、足兵，人民才能信任政府；人民富裕以后，就应该进行教育。今天来看，孔子的这些思想都是比较可贵的。有人认为孔子把“民信”放在第一位，过分看重教育的作用，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认为去兵、去食，也就谈不上民信了。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论语》的记载，就可以知道孔子的原意并不是片面强调“民信”，而是说只有“足食”、“足兵”才能取得“民信”。只有在取得“民信”的条件下，必不得已才谈到“去食”、“去兵”，但“民信”决不可去，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
孔子重视人民，主张富民，但他又认为民富了，更要注意使人民受教育以提高素质。《子路》中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孔子到卫国去，冉有替他驾车，孔子看到卫国人口很稠密不禁称赞：“人口好多啊！”冉有问他人口多了，应该怎么办呢？孔子说，应该让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如果富裕了又该怎样呢？孔子说，让他们受教育。孔子虽然在这里谈到了先富后教，但他并不认为只有富裕以后才能进行教育，而是始终把教育作为立国之本，放在治国的首位。《颜渊》中记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这里把“民食、民兵、民信”作为立国的三项基本条件。而在这三项之中，必不得已时，可以去掉“食”和“兵”，但他认为“民无信不立” “民信”是绝对不能去掉的，说明他对于通过教育取得民心的作用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又如他谈到军事时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又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意思是说必须对人民进行长期的军事教育才能让他们去作战，否则，用没有经过训练的人民去作战，等于抛弃人民。由此可见，孔子无论从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把教育放在首位，当然他也看到了各方面的关系，认为只有足食、足兵，人民才能信任政府；人民富裕以后，就应该进行教育。今天来看，孔子的这些思想都是比较可贵的。有人认为孔子把“民信”放在第一位，过分看重教育的作用，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认为去兵、去食，也就谈不上民信了。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论语》的记载，就可以知道孔子的原意并不是片面强调“民信”，而是说只有“足食”、“足兵”才能取得“民信”。只有在取得“民信”的条件下，必不得已才谈到“去食”、“去兵”，但“民信”决不可去，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