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昌黎柳城县伪说之缘起
孙乃斌 王恩霖
同治五年版《昌黎县志》纂修壬午副贡迁安马恂所撰《昌黎郡考》结末之断言曰：
“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营州广宁县因与关外广宁府重名相混，故改此地为昌黎县，相沿至今，此则今之昌黎县，与古之昌黎郡、昌黎县以及古之柳城、龙城，皆相去甚远，毫无干涉。凡金大定以前昌黎、柳城、龙城之人物、史事，断不可牵入此地以贻将来考古有识者之机。”今昌黎史上关于古今昌黎、真假柳城，东西龙山，都县龙城四大伪史之辨驳，清康熙十八年版《永平府志》撰主宋琬属文，迄之同治五年版《昌黎县志》撰主马恂作结，历187年今昌黎士民扫除史界尘嚣之役始奏凯入。
熟料百五十年后，今昌黎伪史乃托庸手而沉渣泛起，余烬复燃。语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厥有拙文。
一、今昌黎柳城县伪说之讹传
大凡一切伪史奇说，俱是一夫作俑而浅人附讹，会有憸子因势，以致三人成虎，“假作真时真亦假”。“而此后的明白青年为反抗黑暗（伪史）计，也就要花费更多的气力和生命。”迅翁此言，信然。
1、传之《永平府志》、《昌黎县志》
定名于金大定二十九年（公元1189年）的平州今昌黎县靖安镇有“柳城废县”之说首见之于明弘治十四年版《永平府志·古迹篇》，道是：“柳城废县：在（永平）府城南六十里，汉末为乌桓所据，曹操灭之。历魏晋，为慕容氏父子所据。隋置（柳城）县，属辽西郡。唐置营州，今为静安社。”
清康熙十八年版宋琬主撰《永平府志·古迹·柳城县》条，则引《唐书》、《通典》七部史料诠释古营州柳城之位置、四至、沿革及物产诸端，而拨乱返正，以判定“今昌黎靖安镇柳城县”为伪说。后之康熙五十年、乾隆三十九年、光绪五年诸版《永平府志》，皆取录宋琬文。
而康熙十四年、乾隆十八年《昌黎县志》始录弘治十四年《永平府志》伪说。后之马恂主撰同治五年版《昌黎县志·古迹》中，则取录康熙十八年版《永平府志》宋琬驳诘弘治十四年《永志》伪说矣。
2、传之其它著述
（1）《明一统志》称：“柳城县，在永平府西二十里。”
（2）顾炎武称：“柳城在今前卫屯（今绥中县境）之北。”
（3）兴城诸县志称：“柳城在今兴城县治”，“在今凌源县治。”
（4）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称：“柳城在今永平府西二十里，唐天宝以后，柳城郡曾迁治于此，因名。”
（5）李兆洛称：“柳城在今永平府境”。
（6）陈芳绩《历代地理沿革表》称：“今昌黎西五十里静安社为故柳城。”
（7）史为乐《历史地名大辞典》称：“营州……唐侨置，治所在广宁县（今河北昌黎县）。”
（8）李利锋称：“唐天宝年以后至辽代以前时期，在今昌黎西南靖安镇置柳城县。”（见何志利《昌黎县清代志书校注》45页）。
二、今昌黎柳城伪说生于《辽史》
伪柳城说之始作俑者，学者金毓黻先生以为乃是《辽史》之作者康里脱脱。
金毓黻（1887－1962），别字静安，学界称之“东北读书种子”，卒业于北大，与傅斯年同窗。三十年代初，任奉天省府秘书长，省教育厅长。抗战期间，任东北大学文学院长、国府中央监察委员。1936年任中央大学教授。解放后，任北大教授。1952年转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所研究员。著有《中国史学史》、《宋辽金史》、《通北通史》等书。
先生于其大作《
东北通史·卷三·八·昌黎郡与营州》中，一语中的曰：“至谓柳城在今卢龙昌黎之误，盖始于《辽史》”。
今考《辽史》之结撰，虽有耶律严本，陈大任本，及叶隆礼区区五人以一载之内急就，故而访问旁求，搜罗剔抉，删润研劘，万全是失，遑论至极，而多所舛谬，脱脱有责也。
金毓黻先生具录《辽史·地理志》一段，以明今日今昌黎柳城伪说之端倪：
《辽史·地理志·南京道·营州》：“邻海军，本商孤竹国。秦属辽西郡。汉为昌黎郡。前燕慕容皝徙都于此。元魏立营州，领昌黎、建德、辽东、乐浪、冀阳、营丘六郡。后周为高宝宁所据。隋开皇置州。大业改辽西郡。唐武德元年改营州。万岁通天元年，始入契丹。圣历二年，侨治渔阳。开元五年，还治柳城。天宝元年，改曰柳城郡。后唐为营州。太祖以居定州俘户。统县一：广宁县，汉柳城县，属辽西郡。东北与契丹接境。万岁通天元年，入契丹李万荣。神龙元年，移幽州界。开元四年，复旧地。辽改今名。户三千。”
脱脱此段之误，要在将唐营州与辽营州、唐营州广宁府与辽营州广宁县混为一谈。
其一，“辽之营州邻海军，治于广宁（县），金大定二十九年，改广宁（县）为昌黎（县），即今河北省之昌黎县，辽之营州，虽袭故名，实为新置，与后魏以来之营州，绝不相蒙。”其二，此段除去“邻海军”、“太祖以居定州俘户”外，均系唐营州柳城沿革之叙述。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天赞二年（923年）俘虏定州民户措置之地分别在平州广宁县三千户（名之以营州）、在卢龙县七千户；平州南三十里，三千户（名之以望都县）；平（州即卢龙县）东北六十里，五千户（名之以安喜县）；滦州下领义丰、马城、石城三县各居俘户为四千、三千、二千。故而金毓黻先生以为：“《辽史·地理志》此类之讹误，不可胜数，考古之士，误信《辽史》，遂以柳城在今卢龙、昌黎等处矣。”
三、古营州柳城之说解
古柳城郡县究居何地？
1、略说营州
域中同“营州”之名而异地者多矣，今只略说其与柳城之有关者。
（1）北魏（又称后魏）营州：太武帝拓跋焘太延二年（公元436年）置营州镇；太平真君五年（444年）改置营州，治和龙城。领郡六：昌黎郡下领龙城（真君八年并柳城、昌黎、棘城属焉）广兴定荒三县；辽东郡；建德郡；乐浪郡；冀阳；营丘郡。孝昌中（526年）陷。永熙二年（533年）置寄英雄城即南营州（今易县、徐水）。天平初（535年）复。金毓黻先生认为，此间中国北方历经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诸朝，而营州之置“自魏迄唐而未之改”。具言之，“周武帝建德六年（577）灭北齐高氏，州郡皆降，唯营州刺史高宝宁不下，终周之世，营州一隅，未尝隶于疆索（指北周之法制），直至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始入于隋。”魏营州入隋，仅留建德一郡，领龙城（即柳城）一县。史称之：“唐柳城”由此而始。
（2）《隋书·地理志·兖州·辽西郡》载，开皇初（581），隋置营州总管府，治柳城。大业初，府废，改置辽西郡，寄治柳城。
（3）《资治通鉴·186卷·唐武德元年（618）》载：“时复以辽西郡为营州总管府）。”前后有又邓暠、晋文衍充总管。
（4）《旧唐书·地理志·河北道·营州（治柳城）上都督府》称：“隋柳城郡（《新唐书》称辽西郡，盖以其治于柳城之辽西郡也），武德元年改为营州总管府。领辽、燕二州，领柳城一县。（武德）七年（624），改为都督府，管营、辽二州，又督昌、师、崇、顺、慎凡七州。（下参《新唐书》）
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营州、柳城为契丹李万荣陷；
圣历二年（699年），侨治渔阳；
开元五年（717年），还治柳城；
开元八年（720年），又往就渔阳；
开元十年（722年），又还柳城旧治；
天宝元年（742年），改为柳城郡；
乾元元年（758年），复为营州旧，领县一：柳城县。后为奚所据。
2、对古柳城方位之异说
金毓黻先生罗列于古柳城方位之异说有五：
（1）《明一统志》称柳城县在河北省旧永平府治卢龙西二十里。
（2）《永平府志》称，柳城县在今昌黎西南六十里。
（3）顾炎武称柳城县在今辽宁省前卫屯（在今绥中县境）。
（4）《兴城县志》称柳城县在今辽宁省兴城县治。
（5）《凌源县志》称柳城县在今热河省凌源县治（在今辽宁省凌源市）。
先生认为，“此皆由汉、唐二代之柳城不在一地而误。今应先考定唐柳城之所在。知唐柳城之所在，则汉柳城之所在亦不难推而知之矣。”今谨按汉、唐柳城方位、范围推演之源流关系、沿革顺次而分别考证之。
3、汉柳城位置之考察
（1）位置坐标
A、《汉书·地理志·辽西郡》称：“柳城：马首山在西南，参柳水（臧励和注：参柳水即小凌河）北入海。（笔者注：柳城以傍参柳水而得名。参柳水自平刚、凌源东来，过柳城北而南折入渤海。故曰“自柳城北入海。”柳城当在今辽宁省朝阳市西南三十里许。牛广臣先生说：在今朝阳市双塔区。”
B、唐杜佑《通典·州郡典》谓：“营州柳城：汉徒河县之青山在郡城东百九十里；棘城（在今锦县）在郡城东南一百七十里；有龙山；鲜卑山在县东南二百里。青山、石门山、白狼山、白狼水（即今大凌河）。又有汉交黎县故城在东南。”
C、《寰宇记·七十一》：“柳城之北，龙山之南，所谓福德之地也，可营制规模，筑龙城，构宫庙，改柳城县为龙城县，遂迁都龙城，号新宫曰和龙宫。”故金毓黻先生曰：“自斯以来，龙城一地，凡有七名：曰龙城，曰和龙，曰龙都，曰黄龙城，曰昌黎，曰柳城，曰营州；而柳城之名最古，其他当以次论之。”
（2）汉柳城之四至八到
四至八到者，古代地理图书以表州县之间方位、距离之里程也。四至，又称四正，此地与它地正南、正北、正东、正西之距离也。四隅，指此地与西北、东北、东南、西南各方它地间之距离也。四正加四隅，合称八到。
金先生于大作《东北通史》中具列《通典》、《寰宇记》及今舆图所载汉柳城县与周边河、海、府、县间之里到（里程、距离）之比较并予解说，实汉柳城所在之又一明证也。余因列表以对照之。
汉柳城八到对照表
八到地物 《通典》记里 《寰宇记》记里 今舆图标志里程
东去辽河 480里 340里 过于340里，不及480里
南至渤海 260里 340里 不及260里
西至北平郡 260里 70里
东南至安东府 270里 170里 过于170里，不及270里
西南至卢龙县 370里 700里 过于370里，不及700里
汉柳城与周边地物道里之载录，史料间所以相为龃龉，金先生之说解为：A、古今之里度大小不一：古小，今大。B、古今里程，测法不一：古人测量人所经行之迂曲道途，故而里程必大；今测两地间之直线距离，故而里数为小。是知史料之中，《通典》所记道里近真较确。例如《资治通鉴·晋记十八》称：“成帝咸康六年（340年）春正月，燕王（皝）使唐国内史阳裕等筑城于柳城之北，龙山之西，立宗庙宫阙，命曰龙城。”故先生以为：“龙山者，今朝阳城东之凤凰山也。中隔大凌河，相去不过数十里，以城近龙山，故曰龙城。以此类彼，则知龙城之建，亦不过在旧柳城之鄙别觅佳地以建新城耳。是慕容氏因柳城故地又在龙山，故改称龙城，却未出柳城县境，大约汉柳城即在今朝阳南百里之内也。”
（3）以史事证明汉柳城之方位
A、《后汉书·独传·赵苞传》：“赵苞迁辽西太守，明年，遣使迎母及妻子，道经柳城（柳城县：属辽西郡，故城在今营州南），遂为（鲜卑）所劫质。”
B、《三国志·武帝纪》：“（操东征乌桓）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乃堑山堙谷，东指柳城……九月乃引兵自柳城还。”
C、《隋书·高祖记》：“汉王谅伐高丽军出渝关，至柳城。”言柳城在临渝关以东。
4、唐柳城方位之考察
（1）位置坐标
金毓黻先生界定：前燕慕容氏都龙城以前之柳城为“汉柳城”；隋唐时代所称之柳城可简称为“唐柳城”。余从之。唐柳城以汉柳城为基点而自西向东扩展其辖域，并自县而州、郡，提升其行政衙署等级。兹录如下史料以供察考。
A、《魏书·地形志·幽州》：“营州：治和龙城。太延二年（436年）置。领昌黎、建德、辽东、乐浪、冀阳、营丘六郡。昌黎郡：领龙城、广兴、定荒三县。龙城县：魏太武帝拓跋焘太上真君八年（公元441年），并柳城、昌黎、棘城属（营州）焉。有白狼水（今大凌何）。”
B、《隋书·地理志·兖州》：“辽西郡：旧置营州，开皇初，置总管府，大业初，府废。统县一，柳城县：后魏置营州于和龙城。领建德、冀阳、昌黎、辽东、乐浪、营丘等六郡，龙城、大兴、永乐、带方、定荒、石城、广都、阳武、襄平、新昌、平刚、柳城、大兴等十三县 。开皇元年，唯留建德一郡、龙城一县，其余并废。寻又废（辽西）郡，改县为龙山。开皇十八年（598）改为柳城（郡）。大业初，置辽西郡。有渝水，白狼水。”
C、《新唐书·地理志·河北道·营州》：“柳城郡：上都督府（治），本辽西郡，万岁通天元年为契丹所陷。圣历二年（699），侨治渔阳。开元五年，还治柳城。天宝元年（742），更名（柳城郡）。土贡：人参、麝香、豹尾、皮、骨骨出。户，九百九十七；口，三千七百八十九。县一。西四百八十里有渝关守捉城。柳城县：中、西北，接奚；北接契丹。有东北镇、医巫闾山祠。又东有碣石山。”“臧励和《地名大辞典》称“乐浪遂城县（在今平壤西南百里）有碣石，长城所起。”今朝鲜慈江南道有卧碣峰，高2260米，疑为其“碣石山”。
D、《资治通鉴·唐纪十四》：“贞观十九年，冬十月，丙午，至营州，诏辽东战亡士卒骸骨并集柳城东南，命有司设太牢，上自作文以祭之，临哭尽哀。”
综观四条史料可知，自汉迄唐，柳城已由汉代马首山东北参柳河南畔辽西郡下一个小县，历经东晋时期前、后燕慕容氏筑城构宫建都之经营，北魏以一龙城县“并柳城、昌黎、棘城三县再纳广兴定荒二县，而为昌黎一郡；又以治和龙城之营州领昌黎、建德、辽东、乐浪、冀阳、营丘六郡；复经隋开皇十八年扩入建德六郡、龙城十三县而为营州柳城一大州郡。据当代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所绘《中国历史地图册第五册·河北道北部图》可见，唐代营州即柳城一郡县，作为一个地区，其幅员囊括今之辽省朝阳、阜新、北镇、锦州四市近三万平方公里之广。大哉，柳城！
汉柳城图
唐营州柳城图
（2）气候物产
《新唐书·地理志》称营州柳城郡土贡之物为人参、麝香、豹尾皮、骨骨出。此其诸品物土，唯亚寒带针叶林气候及深山密林之地境可生存。盖东北柳城之郡，适处北纬42°亚寒地带，其医巫闾等阴山之脉，六百山峰之高者达866.6米。其原始丛林之中，山参、灵芝生态盎然，虎豹出没，俱属地贡。至其所谓“骨骨出”者，实为千年老松饱和松脂之疖。伐木析薪，是为东北民用取火俗称“明子”之松明也。唐韩鄂《岁华记丽·元日》称：“岁除夜，烧骨骨出，为熙庭助阳气。”余生江省，犹记孩提时，除夕夜，依从点松明、照庭院驱暗祛邪之俗焉。然古柳城郡前述之候物，千里松漠之平地松林以北或有，而温带季候风类型、古濡水下梢冲积平原沙土地之今昌黎靖安镇何从而有？嚣嚣靖安柳城伪说者顾可喝令靖安沙地而生骨骨出乎？
四、唐营州柳城侨治实况
1、何谓“侨治”？《说文解字》：“侨（简作“侨”）高也。从人，乔声，又从乔。乔，高而曲（之木）也。乔迁，迁居也，引申为旅寓，曰侨居。六朝时南北分裂，北方战乱频仍，诸州一时沦没，遗民南渡多有侨置郡县。有遗民，有南土，而初无户籍，此称“侨置”，其地名“侨郡”、“侨邑”、“侨乡”。其后，复有州郡沦陷敌手，原州郡官衙之官吏、户籍、案卷一并转移他州别郡，寄居之，以为原署衙之临时治所，实即流亡的“皮包政府”，此称“侨治”、“移治”、“寄治”、“客治”、“移徙”、“移府”。一俟他年异日，失地收复，即将“皮包政府”皀隶官员，文书档案，迁回原地治所，此称，“还治”、“复治”、“移还”、“还”等。“侨治”之事、唐宋末世，住往而有。武德间威、燕州侨营州，万岁通天间，慎、师寄青，类此比比。《新唐书·王翃传》有此故事曰：“前经略使彼陈仁琇、元结、长孙全绪等皆侨治籐、梧。翃至，言于众曰：“我，容州刺使，安可客治它所？必得容乃止！”翃于侨治他州，不甘不屑也。
2、唐营州柳城侨治之真相
今之昌黎柳城伪说者，多以其唐营州柳城侨治靖安镇为词，故辨其伪谬，唯须明示柳城侨治之真相为上。真相既白，则伪冒自灭。如前所述，唐营州柳城以契丹李万荣陷营、平二州而先后于圣历二载（699）、开元八载（720）两次侨治渔阳，开元五载（717）、开元十载（722）两次还治柳城之外，并无“唐天宝以后，柳城首迁治于此（今永平府西二十里），因名”之事。
北魏孝武帝元修永熙间（532）以韩瓒为营州刺史行达易州，值卢曹构逆，就置南营州，以瓒为刺史。所部三千余人，并雄武冠时，因号“英雄城”，为南营州所治。先是北魏孝明帝孝昌二年（526）北方大乱，继农民杜洛周、葛荣之后，农民就德兴复起事首陷平州，遂据营州。是以，营州及其所领昌黎郡、郡领之龙城县（即柳城县）乃于永熙二年（533）一并侨治于易州（今河北易县、徐水地）因“南营州”之州名，《魏书·地形志·南营州》下注曰：“寄治英雄城”谓易州也。此次寄治，当属汉柳城之侨治事，而非唐柳城之侨治，与河北今昌黎之靖安镇尤属马牛不及。
至于唐柳城开元八载（722年）第二次侨治渔阳后39年的肃宗上元二载（761年）营州为奚所陷，营州节度使侯希逸之侨治青州，县改称平卢淄青节度，则与今昌黎之靖安镇更无丝毫的瓜葛。
要之，开元、天宝四十年间，当属唐代之盛时，安使造乱之前，“天下声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羁靡之州八百，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精兵四十九万、战马八万匹。而北方异族室韦（蒙）、契丹、奚、鲜卑、乌桓之侵袭，契丹与奚为著。而平、营二州之御，加于奚、契之兵，前有十八总管讨奚契于平营（730年）；继有幽州长史兼营州都睿张守珪破契丹而斩其王于平州（734年）；破契丹于捺禄山（737）；使安禄山破奚契（740）。”
其后，本由营州所产之安禄山居灭唐称帝之野心，假邀功开衅之权术，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之节度，揽河北道采访处置使、闲厩群牧使、兼知总监事，动辄讨破奚、契以数万之军马，致奚契居地数迁，时叛时附。故而，此间之营州柳城无由以侨治矣。
3、宋琬与史梦兰引出的一个误会
如前所述，金毓黻先生早在1941年即在其《东北通史·昌黎郡与营州》中明谓“柳城在今昌黎之误盖始于《辽史》。”然而，唐柳城侨治今昌黎靖安镇”的雪球所以五百年滚到如今，其另一次发生之原因便是由宋琬与史梦兰二位先生在其所撰康熙十八年、光绪五年两版《永平府志·古迹·柳城县》中作了一个涉及“平州”的模棱存疑，说道是“《（新）唐书》平州下云：‘又有柳城军，永泰年置。盖唐时柳城之地，屡被陷没，移徙无常。此其在平州者，或即今之静安社，未可知。’”
余检《新唐书·地理志·河北道·平州》原文为：“平州：北平郡下，初治临渝。武德元年，徙治卢龙……县三。（以下小字注曰：）……又有柳城军，永泰元年置……”一段，知其平州所领三县中之石城县，有碣石山，当为今昌黎县地，然其称平州，驻有柳城军，绝非指言石城县内有营州柳城县侨治之意。换言之，平州卢龙、石城驻有柳城军，难为平州下之石城便是柳城县侨治所之论据。二公之本意，无非在于：“此其在平州者”当指“这里所说的驻有平州卢龙、石城的柳城军的地方，或许便是今昌黎的静安社地面，也未可知”之意。
谁知此后，史家、学者如李兆洛、史为乐、李利锋诸君，却对此言产生了误会，以为宋、史二公是在说唐柳城移徙无常，在平州的柳城，或许便是指称静安社的柳城县，也未可知。甚或有些造伪者，明知二公本意，却来故意歪曲之，而以“平州”之说为据，强说今昌黎靖安有古柳城县，且由为唐柳城侨治而来。
要之，所谓古柳城，包括汉柳城与唐柳城。汉柳城县，在今之辽宁朝阳地面；唐柳城郡，覆盖今之朝阳、阜新、北镇、锦州四市地面。唐柳城郡只有两次侨治渔阳之历史，而无侨治石城县（河北省今昌黎县）靖安镇之史事。故而，今昌黎柳城县之说纯系伪史。
自新、旧唐书问世，对韩愈籍贯问题就诸说纷纭，纷争不断，至近现代史学界已基本认同韩愈为河南河阳人（今孟州），郡望古昌黎。2000年昌黎《韩氏家谱》的再现，又重引纷争。史学界专家学者纷纷发表文章评述《韩氏家谱》，考证韩愈祖籍是否今昌黎。其中也不乏借机炒作之人，借助互联网平台大势倾销兜售精心炮制的伪史文章。诸如，在网上广为发布传播的“古柳城、龙城在昌黎靖安”，“今昌黎是韩愈故里”，“韩愈祖籍是河北昌黎”等相关文章。浏览相关网页吧贴，很多不明真相的网友被其蒙蔽，但更有明理吧友奋起反击，以不可雄辩的考古结论、出土文物及符合历史的史料记载为论据，驳其谬论，可谓体无完肤。
本文仅对昌黎《韩氏家谱》及“昌黎是韩愈故里”、“韩愈祖籍地今昌黎”等相关问题发表个人见解。
一、对昌黎《韩氏家谱》的再认识
昌黎县韩营村现存两个版本的昌黎《韩氏家谱》。其一是韩愈第31代孙韩启心于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续修昌黎《韩氏家谱》；再就是韩愈第34代孙韩连仲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重修昌黎《韩氏家谱》。嘉庆十八年版昌黎《韩氏家谱》是在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韩愈第27代孙韩祚昌第五次重修的基础上又重修的，光绪二十三年版昌黎《韩氏家谱》承袭了前一版本的内容。
笔者曾于2007年在《周口师范学院学报》发表《也谈<昌黎韩氏家谱>—与尚振明、尚彩凤商榷》（见《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一文，近期，在仔细研读昌黎《韩氏家谱》的基础上，对该文进行了反思，发现文中有许多观点和认识是错误的。比如，文中在“古昌黎与今昌黎”一节，所引《辽史》地理志之内容，是被后世史学界认定为错误的内容。再如，文中对金大定二十九年因广宁县与广宁府重名而将其更名为昌黎县的原因的分析也存在问题。另外，文中对“韩氏旧谱历序，当、秀、休、滉诸人，然世远无稽，未敢知其信否”，将其理解为三国时期的韩愈先祖第一次撰修《韩氏家谱》时请韩当为其作序，北魏时期第二次重修《韩氏家谱》请韩秀作序，唐代第三次和第四次重修《韩氏家谱》分别请韩休、韩滉为其作序。有可能曲解了《韩氏家谱》撰修者的本意。其原意可能是韩当第一次修《韩氏家谱》、韩秀第二次重修《韩氏家谱》、韩休第三次重修《韩氏家谱》、韩滉第四次重修《韩氏家谱》，“然世远无稽，未敢知其信否”。这可从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重修的《昌黎县志》所载《韩愈传》中得到印证：“按旧志，韩当而下，仅载数人，盖以昌黎为韩之始也。厥后载休、朏、滉、皋、琦等，不一而足。以邑人刘固原守从国学得洪洞《韩氏族谱》，遂刻入县志，虽足以侈韩氏之盛要，非实录也。”这里的“旧志”应是指明朝万历或嘉靖年间所修的《昌黎县志》。可能是洪洞《韩氏族谱》“历序，当、秀、休、滉诸人”，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韩祚昌依此排序为第五次重修昌黎《韩氏家谱》，而实为第一次撰修昌黎《韩氏家谱》。因为根据史书记载，韩当、韩秀、韩休、韩滉根本就不是韩愈世祖，也就更不是今昌黎韩氏的先祖了。
无论对“韩氏旧谱历序，当、秀、休、滉诸人，然世远无稽，未敢知其信否”是哪种理解，“当、秀、休、滉诸人”的年代是确定的，都是以“当、秀、休、滉”排序。第四次重修《韩氏家谱》的年代是韩滉（723—787）所在的唐代，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根据韩滉的生卒年代，韩滉于公元787年去世，可以确定第四次重修《韩氏家谱》的年代下限应为公元787年。说明韩祚昌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秋天第五次重修家谱时，距第四次重修家谱的年代间隔为855年。韩祚昌觉得前四次修谱情况，因年代久远而无法查证，未敢知其信否。这说明第五次重修昌黎《韩氏家谱》并不是在前四次重修家谱的基础上完成的。由此，可以说韩祚昌于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修家谱，实为首次撰修《韩氏家谱》。
汉以后尤其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朝廷选官实行九品中正制，使士族势力进一步壮大，门阀士族制度充分发展，谱牒昌盛。此时的谱牒成为士族身份的证明、国家任官的依据，人们根据家族的门第来选官、品人、联姻。自唐中叶以后，尤其是唐末五代以后，随着宗法式家族制度的瓦解而使谱牒衰绝。人们据以选官和联姻的族谱，因为长期的战争和频繁的改朝换代，大多毁于战火或者在逃亡中散失。由于谱牒在当时已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对于它的散亡人们已不再关心，也没有必要重修（《中华文化通志·族谱》上海人民出版社）。北宋以后的许多学者都曾谈到谱牒衰绝的过程。如苏询说，自唐朝衰亡谱牒就废绝了（《苏氏族谱谱例》，《嘉佑集》卷十三）。胡应麟说，自唐代以后人们已不崇尚门阀，谱牒之学遂绝而不传（胡应麟：《少室山笔丛》庚部卷三九）。到了明清时期，随着近代封建家族制度的形成，修家谱的风气又十分盛行，在某些地方可以说是既没有无谱之族，也没有无谱之人。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韩祚昌于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第五次重修《韩氏家谱》，其上溯27代至韩愈为鼻祖，年代跨越850多年，从而与其在谱序中提到的唐代第四次重修《韩氏家谱》相衔接。试想一下，天下又有谁能说清楚这850多年间所发生的事情呢？当然，这种缺憾不是昌黎《韩氏家谱》所独有的。据中华谱牒学研究，自明清以后的家谱，有的为了抬高和标榜家族高贵，很多家谱采用“大宗之法”（家谱修撰中的一种方法，即将家族世系一直上溯到血缘始祖或受姓始祖），动则上溯几十代，上百代，必定以古帝王或名人为先祖（徐建华著：《中国的家谱》，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也有些家谱采用“小宗之法”，将世系只上溯到始迁祖或五世祖。相比之下采用“小宗之法”修撰的家谱的可信度应该更高些。
昌黎《韩氏家谱》对韩愈世祖的叙述，基本源自《新唐书·宰相世系》（卷七十三，表第一三上）。不过修谱者在《韩氏家谱》之“文公世家”叙述韩愈世祖至 “定州刺史、安定康公均”时，在其后加了一句“徙居昌黎，因家焉，盖为昌黎韩氏之始祖也”。将韩均追溯为今昌黎韩氏之始迁祖。而韩祚昌在谱序中又说：“今按韩氏之族，以昌黎伯为显谱，韩氏者当以昌黎伯为鼻祖。然昌黎伯尚非鼻祖也。先有祖讳寻，由颖川徙昌黎，积德累人，子孙昌大，元孙茂仕后魏，为尚书令。茂生均为定州刺史。均生睃为雅州都督。睃之孙睿素为桂州长史。睿素生仲卿，即昌黎伯之父也”。又将东汉时期的韩寻定为昌黎韩氏的始迁祖。显然，是画蛇添足了。在同一家谱中，先说北魏时的韩均为“昌黎韩氏之始祖”，而又说东汉时期的韩寻“由颖川徙昌黎”。那么，究竟是东汉时期的韩寻还是北魏时期的韩均是昌黎韩氏的始迁祖呢？显然，《韩氏家谱》撰修者自己都乱了。况且，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自唐代第四次重修《韩氏家谱》以后850多年未再修谱。韩祚昌于崇祯十五年第五次重修《韩氏家谱》采用“大宗之法”，上溯27代历850多年，在“未敢知其信否”的心态下，才勉强排序第五次重修《韩氏家谱》。在此情况下又是怎样知道年代更久远的东汉、北魏时期先祖迁徙昌黎的事情呢？事实上，查证所有能查到的史料及现代研究成果，韩愈先祖即未在昌黎做过官，亦未徙居昌黎。何来“韩愈故里昌黎”及“韩愈祖籍昌黎”之谬论呢？
家谱作为历史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正史、方志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三大支柱。然而任何一部家谱都不是由第三者作出的“纯客观”事实的记录，所以我们在研究家谱时既不能全信也不可全疑，应该公正、客观、科学的评价家谱的文化价值和史料价值。
二、对地方志关于韩愈籍贯问题的史料价值的认识
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地方志基本是明清及民国版本和现代版本的府、市、县志及通志等。在地方志中关于韩愈籍贯问题的记述，见有：
乾隆《孟县志》和乾隆《河南通志》载有韩愈为孟县人的证据，云韩愈为孟县人。
明天顺年间纂修的《明一统志》韩愈传载:“韩愈,南阳人,即今修武县北南阳城是也。”嘉靖《河南通志》载:“韩愈本修武人。修武县东三十里曰南阳县,文公故里也。居人呼其地曰韩庄,又曰韩村。愈自上世居此。”清雍正《河南通志》纂修者也采用这一观点,在《辨疑》里设《韩愈本修武人》专目,云:“修武县东北三十里曰南阳县,韩文公故里也。居人呼其地韩庄,又曰韩村。愈上世居此……今修武之韩庄有愈墓存焉。愈之为修武人明矣。”道光《修武县志》的《人物志》里将韩愈作为本县人物入志。《舆地志·陵墓》载:“韩坡在青龙岭前,上有一冢,周围约许,高七八尺。居人传为韩文公墓。”
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永平府志》，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万历四十年（1612年）《昌黎县志》均视韩愈为乡贤，并有文公本传。清康熙二年（1663年）修十八年（1679年）续、康熙五十年（1711年）、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永平府志》，康熙十三年（1674年）、同治四年（1865年）《昌黎县志》均载明韩愈于今昌黎无关。如清康熙二年（1663年）修《永平府志》云“韩文公为邓州南阳人，……苏子瞻（苏轼，号东坡居士，北宋文学家）有言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也。学者之仰文公如泰山北斗，尊之斯亲之，亲之斯效之。以其名而存之曰公亦吾乡之人，庶有劝于后之为学者乎！是或一道也。录《唐书》本传存之”。清光绪五年《永平府志》云：“文公豫产也，其封昌黎伯，盖以门望故。且唐以前之昌黎，非今昌黎也。……文公本传，则削而不登”。
以上列出孟县、修武、昌黎三地的地方志关于韩愈籍贯问题的记述，乾隆《孟县志》和乾隆《河南通志》说韩愈是孟县人。天顺《明一统志》、嘉靖《河南通志》、清雍正《河南通志》、道光《修武县志》载韩愈是修武人。明代《永平府志》、《昌黎县志》则视韩愈为乡贤。孟县、修武、昌黎三地的地方志都各说一辞，强调韩愈是本地人。这是不可能的，只能有其中之一是正确的，说的符合历史实际，而另两地的方志所载就一定是谬论了。这就让我们认识到地方志所载内容也不一定全部都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对地方志所记载的内容也要用辩证、客观的态度来对待。不能不加分析、不加判断的随便从地方志中拿出来就当真理、当铁证来用。本文所关注的是今昌黎是否韩愈故里的问题，所以对孟县、修武两地的方志所载内容的真伪暂不讨论，就说说《永平府志》和《昌黎县志》。明代《永平府志》、《昌黎县志》视韩愈为昌黎人，而清代《永平府志》、《昌黎县志》通过考证，批判更正了明代旧志的错误说法，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这是一种进步。可是，有人却非要强行以已经被纠正遭唾弃的错误的东西作为铁证，说今昌黎是韩愈故里，大有你不承认就把你置于死地的架势。为了达到自圆其说之目的，强拽朝阳西汉时期交黎县摁在北戴河西古城；将辽宁朝阳三国时期的柳城拉到昌黎靖安；把位于今辽宁朝阳东晋时期的慕容煌都龙城安在昌黎靖安。
三、专家学者对韩愈籍贯问题研究概况
近代讨论韩愈籍贯问题有孙百急的《韩愈的籍贯问题》、赵毓英的《韩愈乡里辨略》、孙醒的《关于韩愈的籍贯问题》、宋海军的《韩文公家乡考》（南都学坛，1983.01）、洪流的《韩愈的籍贯考》（韶关学院学报，1984.02）、刘峰的《韩愈故里与韩愈墓》（中州学刊，1984.06）、李会典、和富兴的《韩文公河阳人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5.01）、彭功智的《韩愈籍贯考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8.02）、傅全纯、纪思的《韩愈郡望考》、张晓刚、水仲贤《韩愈籍贯考析》（南都学坛，1995.05）等，大都认为韩愈的籍贯应为河阳，即今河南孟州。2000年秦皇岛市昌黎《韩氏家谱》公诸于世后，全国各大新闻媒体分别以《河北昌黎发现韩愈家谱》、《新发现的〈韩氏家谱〉证实韩愈祖籍在河北省昌黎县》、《韩愈祖籍经考证确定在河北昌黎》为题发布消息。李亚忠的《韩愈郡望谈》（秦皇岛日报，2000.11.4）、《韩愈祖籍郡望的昌黎正是今河北昌黎》（《河北地方志》2002年4月）及张玉万的《昌黎，韩愈的故里》（《乡音·韩愈籍贯PK》，2007年第12期）认为韩愈祖籍今河北昌黎。2000年11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试验修订本.必修）《语文》第二册诠释韩愈“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再版后又取消了该诠释。尚振明、尚彩凤撰写《对昌黎〈韩氏家谱〉的考察和朝阳是韩愈“郡望”的确认》（周口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04）及董宝瑞撰文《昌黎〈韩氏家谱〉辨析》（周口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04）、《“昌黎”之谜》（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2.03）认为韩愈是孟州人，郡望古昌黎（今辽宁义县）。王兴亚,马怀云发表《韩愈籍贯诸说考辨》（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01）、张清华撰文《韩愈先祖占籍迁徙流变与韩愈里籍考》（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6.01）论证韩愈里籍今河南孟州市。
纵观现代学界对韩愈籍贯问题的研究成果，近乎是一边倒的结论，即河阳（今孟州）是韩愈故里。
四、质证韩愈祖籍昌黎之证据
长期以来，讨论韩愈祖籍问题的方法无外乎是引史查证，从浩瀚的史料中筛选出相关的资料，用来论证韩愈的籍贯问题。而有些文章所用的材料，即所谓的证据很多时候是需要辩证的。如近期主张韩愈祖籍昌黎说中所涉及的古地名问题就值得商榷。我们以山海关李亚忠先生《韩愈祖籍郡望的“昌黎”正是今昌黎简考》（以下简称为《简考》）一文为例。
1、西汉时的交黎县绝非今北戴河西古城。
《简考》为了说明西汉时的交黎在今北戴河西古城村，在文章开篇引述《汉书?地理志》：“辽西郡、交黎：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东部都尉治……应劭(汉献帝时泰山太守，约卒于汉献帝建安九年以前)曰今昌黎”及《读史方舆纪要》：“渝水源出塞外废瑞州境，东南流至联峰山西，又南入海”。《简考》偷梁换柱，将《读史方舆纪要》原文中的“渝河”换成“渝水”，以让人感觉《读史方舆纪要》中的“渝河”就是西汉时的渝水。请看《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七》抚宁条目内的渝河条下，原文为：“渝河，县东二十里。源出塞外废瑞州境，东南流至联峰山西，一名狮子河，出菱茨蒲渔，为民利，亦名泥蒲河，又南入于海。”实际上关于西汉之渝水在《汉书·地理志》中的临渝条下还有记述，原文是：“渝水首受白狼水，东入塞外，又有侯水，北入渝。莽曰冯德。”其中的“交黎：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是说“渝水首先从塞外接受水源，向南流入大海”。临渝：“渝水首受白狼水，东入塞外，又有侯水，北入渝。莽曰冯德”，是说“渝水首先接受白狼水的水源，向东流向塞外。还有侯水，向北流入渝水。王莽时叫冯德县”。《隋书·地理志》柳城条注：“柳城有鸡呜山、松山、渝水、白狼水”。《通鉴·晋纪十八》曰：“白狼水出白狼县东南，北经白狼山。又东北经昌黎故城西，又北经黄龙府东，又东北分为二水，右水即渝水。”《辞海·地理分册》曰“渝水，即今辽宁大凌河。西汉时，在今朝阳境置临渝县，即因此水得名”。
东汉初期并县后，临渝迁移至今抚宁境内。《后汉书·地理志》辽西郡有五城，曰阳乐、海阳、令支、肥如、临渝。1988年3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和2005年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曰“临渝县，东汉移治今河北抚宁县东榆关镇”。
《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七》抚宁县条目下的“渝河，县东二十里，源出塞外废瑞州境，东南流至联峰山西，……又南入海”之渝河即今戴河。查相关资料知，古时将戴河称为渝河，到清光绪年间因沙河流经戴家山头故改为戴家河，民国年间简称戴河。戴河的源头均发源于抚宁县。东源为沙河，发源于抚宁县蚂蚁沟村西北青石岭清河塔寺；西源主流为西戴河，发源于抚宁县北车厂。此渝河而非西汉时渝水。
所以，西汉时的交黎绝非今昌黎，更不是北戴河的西古城。
2、汉柳城、东晋龙城、北魏营州、昌黎郡绝非今昌黎靖安镇
《简考》为了把汉柳城、东晋龙城、北魏营州、昌黎郡强行拽到今昌黎靖安镇，引《永平府志》：“魏并柳城、昌黎、棘城于龙城而立昌黎为郡……即燕之旧都龙城，此又一昌黎也”。作者在这里有断章取义、偷梁换柱之嫌。《简考》所引内容，实际上是清代学者顾炎武《京东考古录》考昌黎有五其中之一。现录如下：
汉之昌黎，乃交黎县。后汉属辽东属国都尉，魏齐王正始五年（244年），鲜卑内附，复置辽东属国，立昌黎县以居之，后立昌黎郡。晋太康二年（281年），慕容廆寇昌黎。咸康二年（336年）慕容皝自昌黎东践水而进，凡三百余里，至历林口，是则渝水下流，而当海口，此一昌黎也。《晋书》慕容皝徙昌黎郡，又云，破宇文归之众，徙其部人五万余落于昌黎。以史考之，当去龙城不远，此又一昌黎也。魏并柳城、昌黎、棘城于龙城，而立昌黎为郡。即燕之旧都龙城，此又一昌黎也。齐以后昌黎之名废。至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更崇州为北黎州，治营州之东北废阳师镇，八年复为崇州，置昌黎县，后沦于奚。辽史，建州水康县本唐昌黎县地。此又一昌黎也。辽太祖以定州俘户置营邻海军，其县一曰广宁。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改为昌黎，相沿以至于今。在永平城东南七十里。此又一昌黎也。
稍有一点点逻辑学知识的人都能看出，其中逻辑概念的并列关系，时间概念的先后关系，地域概念的异同关系。怎么能将“燕之旧都龙城”安在昌黎靖安呢。
《简考》紧接着又引光绪五年《永平府志》：“旧志云：昌黎在静安……静安有一碑，自叙其地为慕容都”。然后下结论说：“也即东晋慕容皝所建的前燕国都龙城和北魏昌黎郡都是今昌黎靖安镇”。
现将《简考》所引光绪五年《永平府志》全段内容录如下：
韩昌黎书院条下：“旧志云：昌黎在静安，盖因符（符：韩愈之子）《读书城南诗》为之也。案：文公诗，所谓城南，乃长安城南集中，又有城南联句诗可证，与此地渺不相涉。静安有一碑，自叙其地为慕容都，其中事迹错谬，年代乖舛（乖舛chuan：释为错误），不可悉数。夫慕容一鲜卑耳，岂足援之为重？何舍可据之柳城军，附此鲜卑名下哉？”
大家看明白了吧，《简考》掐头去尾，断章取义。选开头的“昌黎在静安”，而其后的“与此地渺不相涉”就不提了。选中段的“静安有一碑，自叙其地为慕容都”，而后边最关键的内容“其中事迹错谬，年代错误，不可悉数。夫慕容一鲜卑耳，岂足援之为重？何舍可据之柳城军，附此鲜卑名下哉？”就全都舍掉不说了。试问《简考》作者，这还是考证吗？这样写文章还有文德吗？
《简考》稍后又说：“而慕容皝在龙城西北所建的龙翔寺也在今昌黎靖安镇西北10里朱各庄镇孙庄村龙山上的龙山小学院内。……汉柳城、东晋龙城、北魏营州、昌黎郡都是今昌黎靖安镇，而并不是今辽宁朝阳。朝阳只叫黄龙城，而并不叫龙城。所以，2005年评选出的2004年我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将辽宁朝阳黄龙城宫城南门遗址称为是什么‘辽宁朝阳十六国三燕龙城宫城南门遗址’也是错误的。因为朝阳只是黄龙城，而并不是龙城，真正的龙城是今昌黎靖安镇”。
首先从考古的角度说，每年评选一次“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活动，其申报及评选程序是非常严格的。评选活动是由国家文物局组织全国知名的考古专家和学者对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上报的材料进行筛选、评审，最后从中遴选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其学术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不是非从事考古专业的李先生说错就是错的。
我们从考古的角度判断，朱各庄镇孙庄村龙山上的龙山小学院内龙翔寺的始建年代为辽金时期。证据有三：其一，龙山小学西南角曾有一古塔，上世纪六十年代被毁，据知情者介绍，在古塔地宫中曾出土辽金时期的瓷器；其二，在龙山小学保存有当年从古塔拆下来的沟纹砖，该沟纹砖具有金代砖的特征，可以确定其最早不过金代遗物；其三，2009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在龙山小学北侧约300米处发现一处旧石器遗址。旧石器文化层之上是辽金文化层，也就是说，龙山小学北侧地层自旧石器至辽金时期并无其他时代文化层，说明在这一区域内没有东晋慕容皝时期人类在此活动的迹象。另外，还在龙山小学东30米处发现辽金砖室墓，也就是李先生在其他文章中提到的所谓“慕容皝墓”。
关于靖安镇就是汉柳城、东晋龙城、北魏营州、昌黎郡的问题，我们曾用考古的理论、方法进行过考证，得到的结论是否定的。理由有三：其一，在靖安镇一带曾进行过包括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在内的多次考古调查活动，均未发现东汉至南北朝的遗迹遗物。其二，通过对靖安一带进行考古勘探也未发现东汉至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层。说明该区域也没有东汉至南北朝时期人类长期活动的迹象。其三，事实上在昌黎南部平原地区，就没发现过东汉到南北朝的任何遗物遗迹。2005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发掘裴家堡遗址，在辽金文化层之下是战汉时期的文化层，说明，自战汉时期以后至辽金时期，此地无人类活动遗迹。2006年12月，昌黎文保所发掘尖角小学遗址，在辽金文化层之下是商时期文化层，同样缺失东汉至南北朝文化层。
事实上，辽宁朝阳早在36年前的1979年，就发现了汉柳城位于今辽宁朝阳的铁证。据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十二台乡砖厂88M1发掘简报》载：“朝阳十二台营子位于大凌河中游东岸台地上,北距朝阳市12公里。1979年文物普查时在所属的袁台子村与腰尔营子村之间的大凌河东岸发现了大规模的战国到汉代遗址和烧制印有‘柳城’二字篆书板瓦的窑址,在遗址东侧俗称王子坟山的缓坡地上发现有大批的春秋到魏晋时期的墓葬。经考证确认袁台子村北遗址为西汉辽西郡属县柳城遗址”。
根据考古资料，辽宁朝阳还发现了大量的隋唐墓志，其中大部分发现有“龙城”字样。
如大都督韩府君之墓志称：“君讳暨，字承伯，昌黎龙城人……隋大业八年……葬于柳城西北风神岗南麓”。
张秀墓志：“君讳秀字文才，营州柳城人……贞观九年……葬于龙城西北”。
杨和墓志：“永徽三年……葬于黄龙城南二里”（案此又证明黄龙城和龙城当为一地）。
目前，昌黎境内已发现包括旧石器、新石器、商、周、战国、西汉、辽、金、元时期的古文化遗址及墓葬近七十处，唯独无东汉至隋唐时期的考古发现。而辽宁朝阳的考古发现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与史书相互印证，汉柳城、东晋龙城，北魏昌黎郡都在辽宁朝阳一带。而且，这一结论早已被学界及世人所公认。
总而言之，通过掐头去尾、偷梁换柱之手段引经据典，生搬硬套，强行将古昌黎拽到今昌黎，说今昌黎就是韩愈故里或韩愈祖籍，期望假话说千遍也会变真理的奇迹产生，从而达到蒙骗世人之目的。然而，明理之人只会糊涂一时，而不会被骗一世。（石守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