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灭
葛桂林
李老师非常喜欢我。
李老师教语文，我是语文尖子生。他虽然是代课教师，但他酷爱文学，说酷爱，只是我当时一个新鲜的名词，反正他写了一篇小说，给贾伟和我看了，我们都说好！好在哪呢？我也忘了，甚至连小说的名字也忘了，只记得他把小说署名：李伟林。分别站我们名字里的一个字。他说，文章一但见刊，算我们三个的，我们不属外。是啊，我们虽然称他老师，在同一村住不说，又是同龄人。我似睡非睡间，李老师用发黄的手撸我的额头一下，他是不是又以为我在感冒发汗？他的十指和中指夹烟，熏得焦黄焦黄的，那股烟味儿在我的鼻息间飘动。我猛然抓住他的手，眼角溢出泪来，老师，你来了？我发现他的眼角眯成一条缝儿，额上的皱纹舒展开来。眼角儿眯成缝，是在我的预料中的，老师他近视，你远远看我这样可以啊？在我发烧的病榻前，怎么可以眯着眼呢？我猜想这是一种慈爱罢了。但，我的猜测是错的，在后来的武装部军检中，老师他并不近视。他只是一种菩萨心肠，一种善意的笑。我再没多想什么，只是那舒缓白皙的额头，令我感到异样，感到一种心酸和眩晕，莫非……
老师——别走！我蓦然觉得我的手指和老师的手指一样蜡黄，也是烟熏的？
公鸡叫个不停，闷热的大气压把飞蛾、小虫聚拢在一起，紧紧地合抱着酷热的凌晨。手电的光束几经暗哑，但还能映在脚下柴草丛中的露水之光。白天，李老师找到我，大林，我们去班吉塔吧，你三叔的活计忙不过来，帮帮他。
我三叔是谁啊？就是贾伟。我们三人光屁股长大，穿着兜兜儿上学，在学校上厕所抽烟，买不起好烟，我们就买一毛四分钱的辽河牌的。弹玻璃球，打片几，拿着弹弓射玻璃。老师怎么成我们老师的？他略胜一筹呢，学校是缺老师缺的，不过，李老师当了一年，那是拿得起放得下。
志向不同，老师在经济大潮的催动下，他不满足那36元钱的工资，在校长百般挽留下，还是随我们中学生一起毕业了。我们商量了怎么下海，怎么去广州。我们要开辟一番天地。
贾伟在村中辈分大，我叫他三叔。他很有号召力，他也对我们说过：你们想出去打工，我不反对，但我认为，怎么干也是给别人干，我就想自己干！嘿嘿，李老师天生抬头纹重，他一皱，都拧到一起，像系个大疙瘩：能行吗？我鼓励说，试试吧，不试，怎么行？我这话非常管用，这就是后来把贾伟我三叔打造成包工头的主要因素。
三叔开始把自己家的树都放倒了，用锛子斧头砍木橛、用锯锯卧牛子（插砖墙，盖房用的）、顺水子，钉马凳。什么盒子板，翘板，弄了满当院。之后，他请我们喝散啤酒，抽大公烟。他照我们的肩头擂着：你们帮我大忙了！
我说，我也没帮什么，我干活忙。李老师说，部队的煤天天得装车，就是挣的太少，一块五毛七，还不够买一双胶鞋。是啊，我瞅着我们黑得发焦的破胶鞋说，这个破煤，还呼呼地着火。三叔没干，三叔笑着说，听说你们在煤里烧地瓜吃？哈，老师笑了，我们在站台运到锅炉房回来就能吃上热乎乎的地瓜，你馋了吧？我说，那也不好，装车烤死了，我们都要烤成地瓜干了。我们多咱给你干？
三叔没言语。他心中没谱。他叹了口气，明春有活吧。
老师说，我看他们当兵的真好。闲时后，写个小说。
哈哈，还想着写那个？闲心！
当兵的好吗？看电影还要一毛钱的票，怎么进得去大礼堂？
哈哈哈，我们三个人都笑了。部队很少演电影，进不去的农民不管那些，就远远地扔石头，往礼堂的窗户上砸，哗啦，哗啦——总响。我们三人却从主席台上毛主席和华国锋的大画像后面偷偷地爬了出来，消消停停地看《铁道游击队》。我们是穿着的确良绿袄，帽子上戴着红五星钻进去的。李老师说，看不上，我们不看，谁也不许打玻璃。我们说是。我们进去电影没开演，怕查出来，就爬到台上。老师问贾伟，带烟没？贾伟不知从哪整了一盒大前门，老师乐了，眉结又打在一起，好烟，好烟！
我说老师你的小说写啥样了？
你别再叫我老师哈！怎么又提小说？
你不是说写小说吗？
我是说当兵时闲着。老师再就默不作声。他回去一定想我说的话了，是不是激起了他的兴致或灵感。
一天，老师对我说，大林，贾伟一心就想着当包工头，这个志愿很好。你是不是还喜欢文学？我们考不上中专，主要是数理化不行，我们在中学一个劲地蹲级，也没学会物理化。让语文这个坏东西给耽误了，有时我真想骂它一顿。即使这样，市里寒假要举办文学讲习班，我们去学习一下好吗？
得多少学费？
十块钱。
啊？这么多？
你没有，我可以给你掏上。
你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我以后还你！
我们一齐去的市文联。半个月，我们吃住在一起，花他的钱多一点。我们的感情不一般。有一次，认识他的几个老师，请他吃饭，我也和他们同桌，让我相形见拙，真的好尴尬。老师说，你们别小看他呢，是我非让他来的，他可是我们的诗人。当时我脸发烧，怎么这么说呢，我只是喜欢诗而已。是老师替我解了围。他们都哼哈地答应着，抽烟，敬酒。有个小白脸，我不喜欢，甚至厌恶。老师后来说，只是认识一下，何必较真。那个人在席上，就是管“艾青”叫“艾（yi）青”，我们谁也犟不过他。回来后，在第二年秋，老师光荣地应征入伍了。他的小说也没写成，他说，社会经验少，怎么也写不好。等到了部队，体验一下生活再说。
哈，我笑了，我怕是文字都得就饭吃了。人说，学好物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们几个，偏偏就在语文上整了个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
贾伟说，我们有力气，怕什么！就豪迈地唱起了：我们工人阶级有力量……我们就跟着唱：我们工人阶级有力量——我们工人阶级有力量——再往下就是笑，就会这一句，下一句不会了。毕竟我们是一群农民的儿子，像京剧样板戏《沙家浜》那是嘴到音出，不带磕巴半句的。
在我和老师去班吉塔帮三叔打地面时是在老师押运回来。老师在班吉塔当的兵，那里是沈阳军区的一个后勤哨所。他们在火车上押运，车上装载着雷达车去的南方，老师大开了眼界。老师当的军种，就是天天在海拔几千米的高山站岗，刮风下雨，他没叫过苦，他说，最苦的，就是他不能抽上一棵烟，有时难受得他想哭。哨所里是不许抽烟的，里面的山洞装着过了时的炮弹。他还兴致勃勃地说，我们每年都要在很远的深山里毁一批炸弹，真过瘾。国家和平了，毁些炸弹算什么？
你就那么憋着？
我俩的烟火在天亮前的夜空中一明一暗，一边走，一边说。
嗨，那三年真叫苦啊！当我出来到村中，看到那个大伏天，臭臭爬满墙，人们点火烧，那个烟熏火燎的烟雾，把我馋烟馋得眼泪就下来了。
三年了，你也该戒了。我们都没说媳妇，要是有了，也不让抽的。
老师说，我就嗖嗖地往商店跑，像去抢烟一样。
第二天，我们在朝阳二十家子下车，路过一片红艳艳的高粱地，爬上了一座绿油油的高山。老师说，爬过这座山，就是我们的营地了。老师现在是个小排长，对于当时的情况来说，老师是我们的光荣，是我们全村人的光荣。
在信中，贾伟知道通往班吉塔部队外的一段路要修，他是搞工程的，他十分上心这点事。这些年，他带领村里人致富，和他一起干活的人都成了万元户。我知道，贾伟脑瓜活络，也不是黑老板。贾伟就对我说过，都是本乡本土的，挣了钱大家分。他更深的一层意思，也对我说过，有了这一帮人，你才有钱挣。你有活了，找不到人干，钱是挣不到的。有人有世界啊！哈，他说的话，蛮有道理呢？我撇了一下嘴，你不愧是语文尖子啊？很有逻辑！
三叔也没有长辈的材料了，他手里攥着卷尺，唰一下，抻出来就要抽我。我就跑着哈哈笑。
我们干到半月有余，几千平米的路基都铺满了大石头，用轧道机压实。还没轧完，司机那天没来。谁也开不了。不知道李老师（我们叫他排长）怎么就过来了，贾伟搭讪：我的排长大人，光临指导啊！
贫嘴！最近老百姓有人来找过，大家注意点。我们一下子就知道了，下面村中有一个跳蚤，要来争活干。
排长看看轧道机停在那，问：怎么没人开？
贾伟说，谁会啊？排长你开开？
排长摩挲过汽车，他想，也差不多吧。他登上车，那么一鼓捣，真像老牛一样慢慢地吭哧着起步了。地下的石块像见到上级领导一样，点头哈腰，俯首称臣。
那天下小雨，整个大青山笼罩在雨雾中。忽听一声大吼，打起来了，打起来了！
贾伟就从工棚里往外跑，一看傻了眼。村中那个跳蚤领着一群人和我们打到一起，他们不让我们干活。当时我是被打糊涂了，脑袋流了血，后来听说，贾伟抱着我找车，在南票医院给我包扎的。回来贾伟就喝酒，抽烟，发疯般地要干死那个跳蚤，皮兜子里揣了一把菜刀，闯进了跳蚤的家，李排长带领一班战士把贾伟抓了回来。给他关在小屋里，他还骂。
排长说贾伟，事情已经出了，我们要好好解决。我们都是一个村的，自然有点活就是向着咱们自己人。你想想，反过来，你住在这里，有活让外地人干，你会啥想法？直说得贾伟一声不吭。
那天，排长对我们说，这下好了，下一个工程来了，路基两边要各盖一座小楼，和村庄的老百姓一家一份。
我因为脑袋的问题，被迫回了家。
当我再次见到贾伟时，想不到他……我痛苦得说不出话来。
像多年后一样，李老师以为我感冒了，在发汗，他发黄的手指抚弄我的额头。他的皱纹那么舒平，他一定是微笑这走的。他一定没有怨言，没有牵挂。
一九九八年的洪水大劫然，排长带领士兵日夜筑高堤，他们把沙土筑高轧实，排长就冒着风雨开轧道机啊？天总有阴晴，他是太累太困了，那个燥热的正午，排长竟然依偎着那个大石磙睡着了。
贾伟的离去，本来对我们的创伤很大，我们怎么也想不到，贾伟在挖楼房地基的竖井时累了，在井下划火柴点一颗烟，那蓝色的火苗，腾的一下就着了！他挖到了脏水上，里面产生了沼气……
我现在一颗烟也不想抽，看到烟就想到三叔和李老师。三叔不懂物理化，排长你是怎么当的？
我站在坟头，甚至很烦那烧纸的烟雾，我埋怨起老师，那个石磙有多么沉啊？他轧着沙土，像泥石流一样往下滚，你不知道？
我揉着红肿的眼睛，一阵风卷着白色纸灰，那星星点点的红色火星最终还是泯灭了。我知道，纸灰打着旋，我的好朋友，你们是收到我的信息了。
[此贴被金鸣镝于2012-8-7 10:13:25编辑过]
